各地政府在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都在不断地探索更加符合民众利益的方法与路径。但是，征地拆迁中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主要表现为：

　　1土地补偿费和房屋拆迁费标准的制定未遵循市场规律。一是现行土地补偿标准过低。虽然征地拆迁补偿政策一再调整，但补偿水平仍然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幅度，这既加大了一线从事拆迁工作人员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二是土地补偿体现不出地区差异，且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农民报价、统计年报和专业测算各不相同。

　　2拆迁补偿政策混乱。一是同一区位的不同项目征地拆迁成本补偿标准不统一。出现了“同一区位土地征地补偿费标准因项目不同而不同”，“同一项目后期的征地补偿费高于前期”等现象。二是政策延续性差。全省各地区的拆迁补偿办法都是临时上报，省发改委批准，人为因素多，更换频繁，没有规律。每个城市统一的政策标准在各项目的实际操作中并未履行其约束职能。三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成本中各项费用的增长混乱,无固定增长模式，缺乏统一的标准依据。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不到位。一是既定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在具体实施中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与项目配套的社会保障资金，大部分以农民自缴部分未缴为由，一直放在地方财政局而未转移到社会保障局，这部分资金长久以往其安全性堪忧。二是重拆迁轻安置。补偿资金未到位、安置点未落妥、安置保障协议未协调的情况下，拆迁先行，安置严重滞后。有地方反映项目建成后倒闭了，安置却还没有完成。

　　4集体土地产权归属不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缺位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将村委会推到政府的代理人、集体财产法定代理人及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三位一体的角色冲突使村委会无法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基层政府在征用、出让或交易土地过程中，越位行使了对所征用土地的占有、处置和收益权，损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土地权益，提高了土地征用成本，也是征地拆迁中各种矛盾产生的根源。

　　5公共利益界定范围模糊。我国法律对征地与拆迁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公共利益”规定不明确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随意征收土地的借口，各种所谓的“工业园区”、“农业生态园”等大量地占用农用地就在模糊的“公共利益”上发生了。

　　为此，我们建议：

　　1统一全省征地拆迁补偿标准。首先，要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个目标，尽快出台统一的征地拆迁政策，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并根据土地级差原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物价上涨等因素，制定一个补偿的指标体系。第二，对于农村土地的征用，首先确定征地补偿安置的最低保障价格,再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实力进行调整。第三，着力建立能够随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补偿标准周期性调整机制。

　　2将安置工作作为征地拆迁中的头等大事。对于安置既要完善工作机制，更要完善保障机制。首先要尽快清理已经失地的农民社保资金数额，将其转入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以便规范管理和保证资金安全。并在规范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管理后，着手研究养老保险的保障适度性问题，以便农民得到基本充足的保障。第二，制定征地拆迁中的安置工作程序与规则，具体到安置资金的到位标准、安置点布置、安置房户型的决定等，做到安置工作达标后方能进行拆迁。第三，建立征地拆迁安置信息公示制度，提高拆迁安置工作的透明度，消除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防止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发生。

　　3健全归属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议政府下决心明确集体土地产权，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赋予农民土地产权、物化承包经营权，从而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4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议严格限定农村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以约束行政机关滥用土地征用权。对于其他非公益性工业或商业征用，政府必须退出原有农地征用的利益格局，由土地使用者与土地所有者以平等地位，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自由磋商，有偿交易。

　　5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使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政府应转变职能，不直接参与征地拆迁和利益分配，主要为交易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履行监管和服务职责。

　　发言人工作单位和主要职务：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教授 民盟湖南省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党派：民盟

　　界别：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