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委员的发言——重构医患互信打造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矛盾不断加大，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和医闹、伤医事件屡屡发生，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给正常的医疗秩序、社会秩序带来严重挑战。《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2015年）》提供的数据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7067%的医师将“医疗纠纷、工作量大、患者期望值太高”列为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超过64%的医师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201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曾作联合调查，有536%的患者表示不信任医生，仅有26%的医生认为患者信任自己，现在结果可能更糟。

　　透过这些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数据，我们看到的是医患信任的严重缺失。那么，本应相互信任、温暖和谐的医患关系，何以变得处处设防、甚至充满戾气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医疗资源布局来看，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导致城市大医院“看病难”。我国80%以上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80%的优质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2014年，湖南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为61571个，其中医院1018家，医院中，公立医院仅548家，而三级甲等医院仅41家。全年各级医院总诊疗人次为856145万人次，而公立医院诊疗人次达778664万人次，占比高达9095%。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必然改变患者的就医倾向，从而导致城市大医院出现“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的“看病难”问题。

　　从医院管理模式来看，公立医院过度市场化造成“看病贵”。当前，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占医院正常运转成本不到10%，医院主要靠自身业务收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医院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职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导致其社会责任和公益性质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以药养医”、“让医院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种简单化的医改，导致过度检查、过度医疗、过度收费不同程度存在，造成“看病贵”问题。

　　从医护人员角度看，超负荷劳动直接导致医患双方沟通不够。大医院人满为患，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很大程度上造成医生无法有效地与患者进行交流互动。据我省某三甲医院调查，副高职称以上专家的日均门诊量在70—100人，有时忙得喝口水、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平均与每个病友交流时间不足10分钟。病友几经辗转来看病，往往坐了一天车，排了半天队，花费了高昂的时间、精力、金钱成本，结果被医生几句话就打发了，心里难免不平。特别是在医保水平低、自付费用比例高的情况下，有些患者被“高消费”时自然产生“经济对立”，一旦治疗效果不佳或发生医疗意外，一些患者感觉“人财两空”，必然迁怒于医生。

　　从社会背景来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社会信用下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思想多元、利益多样、问题多发，整个社会的不信任度都在加大，患者不信任医生，只是整个社会不信任的一方面。二是法制不够健全。由于“医闹”违法成本低、收益大，这些年，一度形成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乱象。令人欣慰的是，去年10月，刑法修改案已经正式将“医闹”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规制，为医院公共秩序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但是我们也看到，“医闹”绝非简单“入刑”就能绝迹的，国人法治意识不强，法律诉讼程序复杂，成本大，周期长，而且可能遭遇执法不公，当事人仍有可能选择非理性维权途径。三是舆论引导不利。长期以来，医护人员的形象被贴上了“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标签，对医护人员形象宣传的人为拔高，提高了民众的就医期许。而现实中一旦达不到患者理想的治疗效果，就会导致患者“不信任”。还有，部分媒体为了追逐点击率和收视率，往往作出断章取义式的“选择性报道”或者有失公允的“片面性报道”，媒体的预设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判断，误导了舆情的发展，加剧了医院和患者双方的对立。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概莫能外。重构医患互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关系你，关系我，关系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为此建议：

　　一、做好区域卫生规划，合理配置卫生资源。要加强区域卫生规划统筹，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地理环境、卫生与疾病状况、不同人群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确定区域卫生发展方向、发展模式与发展目标，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不同层次、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的卫生机构，使卫生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卫生事业的整体发展。

　　二、突出公立医院公益属性，有力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的价值取向，必须突出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着力化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确保足额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切实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现状，使医院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诊断、救治、护理、服务等环节，引导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这是公立医院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医院等级、医护人员职称等，重新调整、拉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差距。建立以固定工资为主、辅以补贴的薪酬制度，医生的薪酬不再与业务收入挂钩，而是根据岗位、职称、年资、工作时间、服务质量等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保证医生合理的、有尊严的收入。同时，在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的同时，对医院、医生严重商业贿赂腐败行为要严厉打击，打破公立医院逐利惯性，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

　　三、探索建立医疗赔偿强制保险制度，依法严惩“医闹”行为。医疗风险的不可避免性，要求有相应的风险分散机制与之相适应。可以探索建立医疗赔偿强制保险制度，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制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运作，使医院赔偿转变为保险公司理赔。也可以通过强制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购买医疗意外保险，有效分散医疗意外所导致的损害风险。保险资金来源可采取政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病人、社会团体多渠道筹集。同时，政府应依法加大对“医闹”的打击力度，引导医疗事故当事人走理性维权的道路。

　　四、推广“五位一体”医患沟通机制，加强舆论的正面引导。开展健康教育和生命观教育，提高公众的自我健康素养，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就医理念和生命观。医生要加强人文修养、提高沟通技巧、善于换位思考，多听听患者的诉求，多关心患者的疾苦，多留意患者的情绪，多关注患者的感受。对重大手术和高风险手术，可以推广“医院—医师—律师—心理咨询师—患者”五位一体的谈话告知机制，通过建章立制，设置医患沟通室和法律咨询室，配备录音录像、投影仪等设施，对高风险病例进行特约谈话告知，从而降低医疗纠纷发生概率。新闻媒体应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高度，坚持新闻报道的全面、客观、公正、科学原则，营造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生命、尊重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良好舆论氛围，促进医患相互理解，创造良好医疗环境。

　　发言人工作单位和主要职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党派无党派

　　界别科技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