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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康有为与孔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时间:2014-04-14 来源:湘声报

          ◆叶匡政

          康有为写过一本书,叫《孔子改制考》。这本书的一些言论,今天读来仍很有意思。比如他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又说:“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这两段话,虽浅如白话,但仍得结合康有为的思想,才能读明白。康有为把社会分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他的观念中,“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而“升平世”则为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的“太平世”。

          康有为认为,孔子谈的尧舜之治,其实是指太平世的民主政治原则;而所说的文王之治,指的是升平世的君主立宪原则。在康有为看来,尧舜是否真有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政治理念,是要达到民主政治的“太平世”。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为上古时已有的制度,来获得人们的认同。他甚至认为《诗》《书》《礼》《易》等“六经”,都是孔子亲自撰写的,并非来自周公旧典。孔子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制度。康有为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就这样,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把“述而不作”的孔子,一下子变成了“托古改制”的圣人。因为很简单,只有圣人的思想,才能成为放之四海、历经百世的真理性价值。

          一直说康有为“尊孔”,其实他尊的不过是自己所阐释的孔子思想,他的目的仍然在于“托古改制”。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所以他要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让儒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儒教”来抗衡当时影响越来越大的基督教。于是他把孔子立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复活一种中国式的宗教。但宗教的形成,显然不像康有为想的那么简单。宗教的神圣性,并非是通过几部着作就能完成的,它只有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才可能诞生。当把宗教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时,等于已经消解了宗教的神圣性。康有为实用主义的目的,注定了他所倡导的儒教难被世人所接受和理解。他把孔子立为全知全能的圣人,心中想的却是西方民主社会的模式。可以说,在康有为这里,宗教、文化、传统均被他的政治观所裹挟,他的诸多牵强附会的考据与解释,其实都是为了建立变法维新的历史合法性。这种方式,不仅无助于建立孔子的神圣,对孔子的精神形象反而构成了一种伤害。

          在他的设计中,立孔教也好,托古改制也罢,会给政治变法带来更多的合理性依据,甚至可以赢得保守知识分子的赞同。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由于他对儒学的解释过于随意,对当时学人认可的很多史实均进行了颠覆,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观点一出来,反而招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保守派视之为篡改儒学的叛逆,而痛心疾首。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无法理解他的所言,反而对他产生了疏远感。近来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在当时引来学术思想上的新的分歧,不仅没有取得团结更多知识分子的作用,反而孤立了康有为自己。因为其学术的不严谨,使得更多的人开始怀疑起康有为的变法动机,这等于给维新运动增添了新的阻碍。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当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总结过:“故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为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者所有,孔子也有之而已。”从康有为“托古改制”所遭遇的历史处境可看出,构建政治改革的框架,不能通过曲解历史真相与学术证据来完成。可以在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千万不能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进行肆意歪曲。一旦把传统当作工具,结果只会颠覆传统真正的价值。所以有学者认为,康有为“三世说”在政治策略上,其实属画蛇添足。